在一个周末，我来到五夷山。茫茫烟雨之中，只见蜿蜒浩荡的九曲溪环绕着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无数飞瀑，山色雄奇神秘。当我登上天游峰顶时，一片云雾袭来，眼见附近山峰由彩色画面变成一幅水墨画；当云雾退去时，黑白画面又恢复了丰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当初朱熹和他弟子们沐浴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中，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思想文章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来到云窝附近的精舍遗址。当年书院的遗迹几乎无法辨认，然而精神似乎决定了物质。这里正在兴建一座名为紫阳书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时，这里与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远边疆。但两者不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为一个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则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宫室园林；在五夷山，则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杂的宫廷礼仪；在五夷山则有坦荡的学术争锋。比起杭州，五夷山更为自然，更为超越。这种自然的与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学的风格。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正如许多著作家所说，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传统的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驾驭整个社会。作为结果，唐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进一步衰落。尽管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仍没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比，儒学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这时的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很自然，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自然”与“名教”之争，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优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对人间制度的批判和挑战。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权。相信“理一分殊”，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等等。应当承认，官方的学术机构对于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官方的雄厚资源，官学在整理已有文献的集大成方面有着优势，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然而官学容易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学术上禁忌较多，缺少创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思想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民间学术机构之中。先秦儒学诞生于孔子的私学之中；老子虽是周王朝官方图书馆的学者，但《道德经》却是在他走到民间以后写就的；宋代的儒学革命则出现于民间书院之中。很难想象，有周敦颐而没有濂溪书院，有二程而没有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有朱熹而没有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和五夷精舍，有张载而没有横渠崇寿院。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学，顺应了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变革。

而从西方历史来看，近现代大学的崛起，则帮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即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现代化。自中世纪末期起，在教会的大学中就开始了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献显然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以后，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一切成功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著名大学多是民间非盈利的私立大学，在这里任何对思想的干扰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与之相关，大学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文化，虽然在实际中，最后一个方面的包容性较差。这也可以从大学的拉丁文词根 ūniversus 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个特定的方向”，但实际意思是“作为全体、全部”的意思，与universe 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学还有很好的辩论风尚和批评规则。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时，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学院经常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来演讲，然后进行讨论。思想争锋异常激烈。因为自由，因为“全”，因为存在着公平的学术竞争与交流，才能造就大师级的人才，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文化或知识的组合进行学习，并在学术交锋中激发出新的灵感，改进自己的理论，从而会产生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学术结果来。

如今，毫无疑问，我们的文明又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使家族体制受到致命的打击；工业化和城市化又使人口离开定居的村庄，家族体制受到了进一步的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不是血缘的和姻缘的关系，因而更为超越也更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面对着众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们用各种方式，战争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对中华文明提出挑战，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中国人更要与其他文明的传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为综合、更为神圣、更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决我们面对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新的文化载体和组织。

显然，这样的机构应该是民间的非盈利组织。它独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其它力量，使它超越而自由，从而能保证它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创新性。它的民间性质还使它摆脱政府分配资源时不可避免的弊端，从而保证学术标准的纯洁和严肃。它将尽可能地将全人类的文化和知识财富列入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作为一所中国的学术机构，它显然首先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资源。作为一所现代的学术机构，它显然应将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包括其科学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资源纳入其中。作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学术机构，它显然也不应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文明的文化资源。这不仅体现在学科的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当然，不同文明的建筑风格不应在这所大学中互相冲突，而应和谐相处，这显然需要大师级的建筑师。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规则的前提下，它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批评。它既是一所神圣的学术殿堂，又充满了问题意识。因此它所产生的学问，既可以使学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挑战。

这样的学术机构，既继承了宋代书院的传统，又吸纳了现代大学的精神，从而有可能承当社会变迁时代的文化重任。有了这样的大学，就会出现融会不同文化资源的新的学问。回想宋代，那些文化大师们哪个不是出入儒释道三家的。惟有如此才成就了他们的学问，也成就了儒学革命。今天的学者也绝不会偏执于一种文化传统，因而有着宽阔的文化胸怀，也有整合不同文化资源的功夫。这样的大学将会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期待新的文化大师，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学术群星灿烂的时代，我们可以期待中华文明在回应挑战中再一次崛起。